邱国渭1930年出生于南京，是与第二任妻子叶蕤君的长子。他的童年正值中国战火纷飞的年代，父亲作为国民党将领常年征战在外，家庭生活难免动荡。
1949年，邱国渭19岁，正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外语系就读。这所教会大学以其严谨的学术传统和国际化视野闻名，是当时中国顶尖的高等学府之一。然而，这一年也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，淮海战役的失利让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。
淮海战役中，邱清泉率部作战，最终于1949年1月10日在安徽永城陈官庄地区阵亡。父亲去世时，邱国渭的母亲叶蕤君带着两个妹妹邱莉娜和邱莉娃准备撤往台湾。当时国民党高层家属纷纷南逃，上海黄浦江码头挤满了逃难的人群。叶蕤君带着女儿们登上前往台湾的船只，而邱国渭因学业未完成，未能及时赶到码头与家人会合。
另一种说法是，他随家人南逃至福建途中被解放军截获，获知其身份后受到优待，最终选择返回上海继续学业。不论哪种情况属实，邱国渭最终留在了大陆，成为邱清泉留在大陆的唯一血脉。
1952年，邱国渭从圣约翰大学毕业。同年，这所大学因新中国的高校院系调整而关闭，他被分配到上海图书馆工作，负责外文书籍的采编。上海图书馆位于南京东路，馆藏丰富，是当时上海的文化重地。邱国渭在此开始了平静而低调的职业生涯，整理外文书目、管理图书资料，凭借扎实的外语功底和认真态度，他在工作中逐渐站稳脚跟。
在上海图书馆工作期间，邱国渭结识了同事袁玉珍。袁玉珍据传是袁世凯的后裔，知书达理，气质出众，是图书馆中颇受关注的人物。两人因工作关系逐渐熟识，彼此欣赏对方的才华与品性，最终结为夫妻。婚后，他们育有三个女儿，家庭生活一度温馨和睦。然而，这种平静并未持续太久。
20世纪60年代，政治运动席卷全国，邱国渭因父亲的国民党背景受到牵连。尽管他本人并无政治倾向，工作环境却变得微妙起来。同事们对他态度疏远，图书馆的氛围不再如从前那般轻松。
更沉重的打击来自家庭：袁玉珍后来调往一所中学担任教师，在一次带学生下乡活动中因水土不服患上重感冒。她因担心药物副作用拒绝治疗，病情迅速恶化，最终因医疗条件有限去世。妻子离世后，邱国渭独自抚养三个年幼的女儿，生活的重担压在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肩上。
尽管面临诸多困难，邱国渭始终保持低调。他埋头工作，用微薄的收入支撑家庭，尽力为女儿们创造稳定的成长环境。他的坚韧与隐忍，正是那个时代许多普通人面对苦难时的写照。
1971年，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，这不仅标志着国际地位的提升，也意外改变了邱国渭的生活轨迹。当时，他的两个妹妹邱莉娜和邱莉娃在美国联合国秘书处工作，通过书信与他取得联系。这封跨越海峡的家书引起了上海市政府的注意。考虑到他的家庭背景和教育经历，当地政府安排他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，同时提升他为上海图书馆副科级主任。
政协委员的身份让邱国渭的社会地位有所改善，他在图书馆的工作也得到更多认可。然而，他对政治活动并不热衷。参加政协会议时，他往往沉默寡言，更愿意将时间花在图书管理和学术研究上。这一时期的邱国渭，生活逐渐趋于稳定。女儿们相继长大，他的工作也步入正轨。然而，命运的转折点即将来临。
1978年，中美关系缓和，民间交流逐渐增多。邱国渭借此机会申请赴美探亲，希望与母亲和妹妹团聚。他的申请很快获批，这在当时并非易事，显示出他身份的特殊性。同年，他首次独自前往美国，探访多年未见的亲人。回国后，他带回了一些美国图书馆的资料和照片，与同事分享见闻，语气中透露出对异国生活的些许向往。
此后，他又三次赴美，每次都带着一个女儿同行。第一次带走长女，第二次带走次女，最后一次带走小女。每次出发前，他都会整理好办公桌，与同事平静告别，仿佛只是普通的出差。然而，第四次赴美后，他没有再返回大陆，与母亲和妹妹定居美国，从此与故土断了联系。
邱国渭选择留美的原因，外界众说纷纭。有人认为，他对国内某些政策心存不满，尤其是政治运动对家庭的冲击让他心灰意冷；也有人推测，家庭团聚的渴望是他最终的动力，毕竟母亲和妹妹是他仅剩的至亲。
定居美国后，邱国渭的生活低调而平静。他与母亲叶蕤君、妹妹邱莉娜和邱莉娃居住在一起，远离了曾经的喧嚣与动荡。他的三个女儿逐渐适应美国的生活，有的进入大学深造，有的融入当地社会。而邱国渭本人则很少抛头露面，偶尔翻阅旧书或照片，回忆在上海的青春岁月和图书馆的时光。
在美国，他没有再从事图书馆工作，也没有参与任何政治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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